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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之扬子江扩张及其战争规划再研究(2)

时间:2016-01-10 18:16来源:admin 作者:admin 点击:
清廷方面当时多将明治维新视为日本内部的“政变”,对于新生的天皇制明治政权的合法性存在疑虑。加之册封朝贡关系的传统约束,清廷内部对待日方的订约要求,存在不同意见。保守派官僚集团多小视日本为藩属国拒绝与

  清廷方面当时多将明治维新视为日本内部的“政变”,对于新生的天皇制明治政权的合法性存在疑虑。加之册封朝贡关系的传统约束,清廷内部对待日方的订约要求,存在不同意见。保守派官僚集团多小视日本为藩属国拒绝与之对等交涉,但洋务派力主谈判订约。李鸿章针对总理衙门的“切勿遽令来京,致与体制有碍”⑩以及“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的指示,(11)强调“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建议“既允议约在先,断难拒绝,于后计惟与承办议约之员届时县寄妥议章程”。(12)强调不能把日本推向西方阵营,要防止“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13)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亦上奏,“日本国两百年来,与我中国无纤芥之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请,叩关而陈辞,其理甚顺,其意无他”。他主张,“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使外国知圣朝驭远,一秉大公,则万国皆亮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14)最终由于洋务派力主,中日两国进行了订约通商谈判,并于1871年9月13日缔结《修好条规》,1873年4月30日在天津换文批准。该条约对于日本来说收益巨大,日本由此正式解脱了传统华夷秩序的束缚,获取了与清廷对等的政治外交地位,并获得了对尚处于宗藩关系之下的朝鲜的外交优势。由于迭遭列强重创,清廷在对日谈判中实处不利地位。清廷希望与邻国日本缔结可以接受的新条约,以改善东亚局势,缓解由西方列强强迫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压力。该条约对于清廷来说,大体上也是其所希冀的结果。

  首先,清政府试图尽可能地维护东亚传统秩序,制约日本在朝鲜、琉球等方向的扩张,这一战略意图落实到了条约规定。条规开章强调,“大清国、大日本国素敦友谊,历有年所,兹欲同修旧好,益固邦交”。确认了两国“素敦友谊”的历史关系,并以之作为现实邦交原则。条约第1条规定,双方对于“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15)按此规定,中日两国应承认东亚旧有格局,维护传统的国家关系,包括“以礼相待”朝鲜、承认琉球的地位及其与清国的特殊关系。

  再者,该条约并未支持日本关于中国扬子江的要求。日本议约专使大藏卿伊达宗臣、副使柳原前光等在谈判中,曾要求获得在扬子江水道通商等权益,“准予西人成例,一体定约”。(16)清政府坚持对日条约与西约“断不能尽同”。(17)曾国藩强调对日条约不能载明西例、不能有一体均沾等辞。

  为此,条约第14条明确规定:“两国兵船往来指定各口,系为保护己国商民起见。凡沿海未经指定口岸以及内地河湖、支港,概不准驶入。违者,截留议罚。惟因遭风避险收口者,不在此例。”(18)附属《通商章程》第14条规定,两国商货只能在指定通商口岸实施交易,“中国商货进日本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中国人不准进入日本国内地。其日本国商货进中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任凭中国人转运中国内地各处售卖,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日本人不准运入中国内地。违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惩办”。(19)长江一线指定口岸有上海、镇江、九江、汉口。按附属《通商章程》第32款规定,条规有效期“应自互换之年起至十年为限”。(20)按此条约规定,由1858年《天津条约》等确认的西方列强在“开港场所以外”的随时入港权等特权,对日本来说是不适用的。清廷没有将内地通商、长江航运线等权益许给日本,维护了本国在扬子江等地的实际权益。而且,《修好条规》第6条规定:“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21)清国对于日本的外交优势,在条约中仍有体现。综合上述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指出,彼时清廷把握着谈判订约的“主导性”。(22)显然的结论应该是,在上述两国历史以及新的条约关系的制约下,日本并未获得清政府的最惠国待遇,最晚至《马关条约》缔结的1890年代中期,日本不具备“合乎条约”地进入扬子江所有口岸的特权。即令在《马关条约》之后,日方军事暴力的“不法”性质,也不能随意加以抹杀或否定。

  清日《修好条规》是在日本明治政府初建、武力未备,清日两国实力尚未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形势下缔结的。该条约也是两国间第一个较为平等的条约,双方通过条约各有所获,大体上维持了利益的平衡。就东亚国际秩序而言,《修好条规》改变了东亚传统的礼仪邦交规则,促成了新的条约外交谈判方式,有如日本学者所评论,“可以将这一条约看成东亚国际关系进入近代标志的条约的嚆矢”。(23)如果双方能够实际遵守新的条约外交谈判规则,不使用武力解决纷争,则两国关系可以维持,东亚和平亦可信守。但是,其后的东亚国家关系演变与上述规则大相径庭,日本明治政权确立军国主义对外征服路线,以武力毁弃清日《修好条规》。于是,两国国家关系遭受破坏,长江流域迅速成为日军扩展暴力的舞台。

  二、日本海军在扬子江的早期侵入与清廷的应对

  明治维新后,羽毛未丰的明治政权先后动用武力,于1874年攻击台湾、1879年“琉球处分”,清日《修好条规》连同其谈判交涉方式,均被毁弃。进至1880年代日方又生朝鲜事变,传统华夷秩序加速解体。随着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的攻防战一再升级,清朝政府曾加强北洋水师的建设,但最终未能改善国防态势。日本快速强化陆、海两军的扩军备战,逐渐确立了对清廷的军事优势,这是其实施扬子江扩张的实力基础。

  明治建军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逐步成形。继1878年设置参谋本部之后,日本于1888年公布了新的参谋本部条例和海军参谋部条例,实行陆、海军令大权分立,1893年5月敕令《海军军令部条例》颁布,正式确立了作为海军军令机关的海军军令部同陆军参谋本部在平时的对等地位。海军在日本国内政治环境中的特殊地位,推动着海军力量的快速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部门,构成日本的“近代化的牵引力”。(24)特别是在国家高层政治以及国家军事战略诸多方面,日本海军“对于日本的发展进路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5)1879年至1880年,日军参谋本部先后派出桂太郎等10余批军官到中国、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刺探各种情报。1880年11月,根据历年军事情报,被称为“日本军国之父”的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向天皇进呈《邻邦兵备略》,提出了日本的要务是扩充军备,强兵优于其它一切施政措施。(26)日本政府通过增收烟草税等多种措施扩张军费。山县上奏:“将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以刚毅勇敢之精神展示实力于四方”。(27)1890年,山县有朋作为内阁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不仅要守卫“主权线”,而且要夺取境外的“利益线”,强化了进攻型的对外战略方针。1892年8月第二次伊藤内阁成立,全面加强对外扩张。1893年2月推动了新的造舰计划。日皇下达敕语,“国防一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28)全面推进了对清国的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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