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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之扬子江扩张及其战争规划再研究(3)

时间:2016-01-10 18:16来源:admin 作者:admin 点击:
与日本迅速制定明晰国策的举措相比较,作为传统的文治型国家,清廷全面被动,对策散漫无章。1885年海军衙门正式设立,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但李鸿章立足于消极防守态势,满足于北洋舰队初具规模,“但就渤

  与日本迅速制定明晰国策的举措相比较,作为传统的文治型国家,清廷全面被动,对策散漫无章。1885年海军衙门正式设立,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但李鸿章立足于消极防守态势,满足于北洋舰队初具规模,“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29)。李鸿章认同的是以陆军为主体的建军体制,“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30)但清政府此时所依靠的根基——防军、练军并未脱离绿营体制,对付太平天国等内敌尚可,基本上不具备抵御外侮的兵力。清廷的政治腐败及海陆现代军事力量的阙失,同明治政权的国力整顿及外征方针对照鲜明,直接影响着双方在长江问题上的攻防进退关系。最终的结果,是从根本上决定了清廷在扬子江的全面失败。甲午战争惨败后,中国国权进一步沦丧。英国等在长江的自由航行诸多特权,终于因最惠国条款的存在而由日本全面享有。至1899年清廷被迫与各国缔结《修改长江通商章程》,1901年同日本签订《重庆商民专界约书》,再以条文方式确定了日本在扬子江的诸多航行权。清廷完全失去了对于长江水道的航运、领水、军舰驻泊等诸方面的管辖与防卫权力。更甚者,1903年的中日《通商行船续约》“附件第一”中的第4条规定,“凡在中国内港行驶之轮船”如遇浅水河道,“中国欲禁小轮行驶者,知会日本国官员,查明实有妨碍,即行禁止日轮行驶该河,但华轮亦应一律禁止”。(31)就是说,任何一条中国河流如果允许本国船只行驶,那么,日本船舶也应该被允许行驶。这表明清廷在内河方面的主权已经完全丧失,而日本在中国内河已经获得与中方船舶完全等同之殖民地法权地位。

  与上述法律手段相辅相成的是日本军事行动主要是海军行动的迅速展开。日本海军认为中国大陆“河川中最为重要的是扬子江”。(32)在中日《修好条规》缔结后不久,日本即着手展开对扬子江上、下游的军事调查行动,范围包括宜昌以下的中、下游扬子江干道,远达四川泸州、重庆的“上扬子江”,以及各支流水路。调查内容包括水陆测量、船舶航行、军舰驻泊与水兵登陆、租界及军队驻扎以及“舰船乘员在非开港地区的登陆”,应有尽有。日本对于扬子江腹地的早期调查行动,其执行人员除陆海军人之外,还有僧侣、学生及大学教授。使用军舰非法出航深入扬子江上中游腹地,是日本最为重要、也是最为露骨的侵略行径。根据笔者对现有资料的考察,日方的较早行动是在1879年7月前后,由海军少佐笠间広盾担任舰长的“日进”舰,“为对清国诸港做实地研究”,进入了扬子江,并自汉口擅自上溯汉水流域。“日进”舰是木质兵船,原属佐贺,是较早归属明治政府海军省的兵船之一。按笠间広盾舰长制作的、东海镇守府司令长官海軍中将伊东祐麿批准的《日进舰汉江水路巡迴领水雇佣薪资支付之件》纪录,这次行动所进行的“研究”颇费时日,当时在扬子江夜间难以开船,唯白天可以航行,进入汉水方向更需领水人员导航不可。(33)虽然该次行动的具体日程与路线尚须考订,但其侵入扬子江基本史实存在无疑。日本官方电子数据库“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收录了这一组文件。奇怪的是,战后日本编纂的海军战史,大多回避了对于这一史实的记载。值得关注的是“日进”舰该次出航尚处于中日《修好条规》的有效时期。同年,也是日本进行“琉球处分”之年。可知,无论是对于清廷“属土”方面,还是内地河流航行权方面,日本军政各界并不会遵守《修好条规》及其谈判方式的任何约束。

  进入1880年代,朝鲜局势动荡,又遭遇法国发动侵略战争,清廷政治外交危机加剧。该时期清廷已经平息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内乱,洋务运动取得了不小成绩,北洋舰队等海军力量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对于日本海军在长江等方向的侵略行径,清廷方面始终未能采取有效的外交与战略的因应之策。

  日本海军利用中法战争之机,于1884年4月藉口英、美、德列强提议,派兵加入“共同警备”队列。日本中舰队司令官松村淳藏少将率“扶桑”“天城”等舰,游弋于上海附近。同年5月“天城”舰从上海进入长江,上溯汉口,至6月下旬返回上海。“天城”舰长、后来晋升海军元帅的东乡平八郎,并不讳言其行动涉及侵犯邻国领水领土主权。他曾总结说,“包括天城舰长时期,我作为独立指挥官经历了五次对外关系事件。期间幸无大过,这得益于我壮年时代开始时常研究国际法并留意于外交关系的知识”。他告诫其他海军军官:作为舰长,对于军舰战术等方面的研究,当然是必要也是容易的事情,但为了谋取帝国最高利益,“而在外交方面也要特别地加以留心”。(34)

  由于东乡平八郎后来的显赫地位,一些东乡传记著者对这次溯江行动的意义加以夸大,称其为“是帝国军舰溯行汉口之嚆矢”。(35)战后日本官方的海军战史,采用相同说法,“日本海军在扬子江方面的警备,是在明治17年4月的清法战争之际”,由“扶桑”“天城”等舰“在上海的行动而为开端”。(36)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日本海军战史以中法战争之际的1884年“扶桑”“天城”等舰的汉口出航,而不是以前述“琉球处分”前后的1879年“日进舰汉江水路巡迴”,作为“日本海军在扬子江方面的警备”的“开端”,原因何在?作为重要资料,笠间広盾舰长、东海镇守府司令长官海军中将伊东祐麿等人的往复文件,确凿地存在着,日本官史不应该疏忽“日进”舰在扬子江的“开端”意义。追究海军战史的“疏忽”的实际原因,盖出于需要忽略其所处时间的不法性质,亦即东乡所说在外交上“留心”之必要性。

  随着军舰在扬子江考察活动的推进,日本海军在该方向势力迅速扩展。日军开始在扬子江流域作出常态性的驻泊布局。在1885年之后,日本海军以所谓“警备舰”在上海等口岸常驻,布下了对于长江的固定化的海上攻击力量。其目标针对长江一线,拟随时出动军舰展开行动。甲午之战后,日本驻外军舰迅速增长。1897年(明治三十年)日本派驻中国华北方向军舰2艘,中清方向军舰3艘(大岛、筑紫、高雄),韩国沿岸军舰1艘。义和团事件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增强了在中国长江的兵力部署,针对长江水道特征,日本向英国造船公司订购了吃水浅的军舰2艘——“隅田”“伏见”舰,1906年10月竣工后,入列新设的南清舰队,担负中国扬子江流域等地的所谓“警备”。1908年12月,日本海军再次调整舰队编制,南清舰队改编为第3舰队,含各类军舰7艘。按日军战史记载:“日俄战争之后数年间,中国人对日感情极其良好,没有警备上的问题,是长江警备的所谓洋溢着悠然气氛的时期。”(37)然而,正是这一时期,日本海军加紧了向中国扬子江流域及内陆各地的随意侵入。1911年3月,日“隅田”舰开拓了至常德的航路。“伏见”舰再次上溯长江,直达重庆之上接近金沙江的泸州,几乎完全考察了长江各段水文与两岸地理,构成了对中国内地的最为严重的侵犯。在中国其它内河流域,同年6月,日“宇治”舰上溯广东西江直达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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