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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之扬子江扩张及其战争规划再研究(5)

时间:2016-01-10 18:16来源:admin 作者:admin 点击:
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东方的扩张势头受到一定遏制。是年5月,日本被迫将驻汉口守备队撤编。但日本仍然十分重视武汉的战略地位,继续保留了多种形式的武装力量特别是海军陆战队力量。1925年中国南北斗争激化、

  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东方的扩张势头受到一定遏制。是年5月,日本被迫将驻汉口守备队撤编。但日本仍然十分重视武汉的战略地位,继续保留了多种形式的武装力量特别是海军陆战队力量。1925年中国南北斗争激化、北伐革命发生之前夕,日军再度组织了大规模的长江侦查行动。调查团由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畑俊六大佐为团长,成员包括海、陆军各分管作战、情报、要塞、船舶等方面的官员,乘“保津”号炮舰对上海至武汉的长江各要点“逐一驻泊”,进行了测量、拍照等侦察活动。(48)畑俊六在回忆录中指出,当年活动时间长达3个月,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制定和实施“溯江作战”计划。目标是救援或支持对汉口作战,当时日军认为单纯的陆上作战是不可能的,必须沿长江逐点上陆,而补给全须依赖长江。(49)13年后的1938年2月18日,日军正式实施长江作战。正是这位已晋升大将并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直接指挥了进攻武汉之战,并命名其战为“溯江作战”。稍后,日本海军重新编组第1遣外舰队,分别控制华北、华东沿海地区,并在上海至重庆等重要口岸城市部署常驻军舰,实际控制了长江一线制水权。

  与上述考察活动大体同时,日本制定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规定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之一,对华作战使用16个师团,约为总兵力的50%;分东北、华北、华东与福建等4个进攻方向。其中对武汉的进攻明确规定从华东上海开始,作战部队统属上海方面的战略集团,兵力暂定以1个军3个师团为骨干。(50)该计划是1920年代日本最重要的一份策案,为后来历年计划案的蓝本。

  192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国际上亦有海军裁军会议等重大事件,引发了日本国内政治危机,促成属强硬派的海军“舰队派”与陆军军阀加强合作,先后制造了1932年五一五事件与1936年二二六事件,结束了日本政党政治,确立了由军部统制派主导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并加快修订原《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全力推进陆海军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稍后通过了“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规定对外的进攻性战争原则:“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51),确立了通常所说的北南并进的国策。为达此战争目的,日本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要求陆军扩充到50个师团,空军建立142个中队,海军建成主力舰12艘、航母12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96艘、潜艇70艘,海军航空兵65队,等等。(52)

  《国防方针》第三次修订与《国策基准》的制定,说明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基本国策是北南并进、陆海并重,海军势力及其战略企图在决策中的作用不能低估。日本认为,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在地球的洋上任何地方都能很容易地移动的海军力量,比较陆军力量更引人注目。”(53)

  日本海军通过对于日军战争指导中枢的实质性支配,在中国大陆侵略作战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战略作用。尤其是在以长江为主要战略方向的规划及其实施过程中,日本海军是决定性的推动因素。认识这一点,对于研究日军的作战指导史具有重要意义。

  四、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扬子江战略及其作战指导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端,日本启动侵华战争。全面战争时期日军的扬子江战略及其作战指导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讨论这一问题,必须厘清最为基本的史实线索。

  由前述可知日军在长江一线基于数十年的调查与准备,积累了丰富的行动经验。日军在东北启动战争之后,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与之相呼应,挑起和中国第19路军的战争。1935年,日军制定年度作战计划,更为详尽全面地确定了关内地区各作战方向及长江一线的作战任务,提出“不仅对于上海,还有南京、汉口、长沙、重庆等处亦需派出舰艇。对该方向之用兵作战应特别予以关注”。步骤是:陆军第9军(以3个师团为骨干)在海军协同之下,在扬子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其后“根据情况令华北方面军沿京汉线南下与之呼应,沿长江对汉口作战”。(54)按此要求,日本海军增强了赴上海的第1遣外舰队兵力,并迅速按战时体制,“新编”由野村吉三郎中将指挥、以“出云”号为旗舰的第3舰队应对时局,和陆军方面采取共同行动。(55)1936年11月青岛纺织厂事件之后,海军省和军令部联合提出《对华时局处理方针觉书》,要求向蒋介石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日本陆海军合作对上海和青岛实行保障性占领,封锁华中、华南地区海港,等等。海军的出兵主张虽然未能在陆军及外务省之间达成一致,但也极大酿成了“‘还是干一下好’的空气”。(56)

  日军在中国长江方向的战备极充分。在卢沟桥事变前夕的1937年1月8日,海军提出《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强调在西安事变之后,“前途绝不能乐观”,决定增加驻上海、汉口陆战队兵力,增加第3舰队军舰,加强驻台北的航空基地与飞行部队,做好全面开战准备。(57)日本为进一步强化对华作战力量,撤除原有以保护侨民为目标的第1、2遣外舰队,改组第3舰队直属天皇,活动于中国北、南海岸线以及长江一线口岸要地。待卢沟桥事变一爆发,日陆战队第11战队由谷本马太郎统率担任扬子江警戒任务,率炮舰“保津”等上溯宜昌、汉口等地。谷本又以“八重山”号为旗舰,聚集汉口附近的海军力量,计有驱逐舰若干艘、炮舰十余只。(58)1937年7月27日,驻华北的日军攻击廊坊、南苑等地的国民党军宋哲元部,进占平津等要地。翌日,伏见宫军令部总长立即以“大海令第一号”下令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大将“膺惩”中国军队。(59)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肆意挑起事端,制造了八一三事变。8月14日,早已做好准备的驻台北的日本第1联合航空队攻击广德、杭州等地。8月15日,日军轰炸南京、南昌等地,在长江一线实施无差别轰炸。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多数日军战略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抗战意识和能力,甚至认为只需要3艘军舰、1个师团就可征服中国。按1935年度日军作战计划的战略构想:“一举投入十余个师团,兼施谋略,就能席卷四百余州,使中国完全屈服于日本”。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通过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求速战速胜,认为只要“对中国予一击,就能打开局面”。(60)日本参谋本部7月16日《对华作战要领》、7月17日《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曾确认速决的“二重目标战略”,即要求将战争重心放在华北,分两步走,首先打击宋哲元第29军,继而打击北上的中央军主力,在1938年初实现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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