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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之扬子江扩张及其战争规划再研究(6)

时间:2016-01-10 18:16来源:admin 作者:admin 点击:
但是日本海军提出了独特的计划方案,驻上海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的《对华作战用兵意见》明确反对两阶段作战构想:“关于作战指导方针问题,应削除膺惩第29军的第一目的,而以膺惩中国为第二目的之作战为单一目的

  但是日本海军提出了独特的计划方案,驻上海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的《对华作战用兵意见》明确反对两阶段作战构想:“关于作战指导方针问题,应削除膺惩第29军的第一目的,而以膺惩中国为第二目的之作战为单一目的。”其理由是:“一、除以武力打开日华关系现状之策,膺惩中国即迫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之外,别无他途;二、膺惩中国第29军没有前项所述膺惩中国的实质效果;三、局限于一定范围作战的方针随时间推移将有助于敌集中兵力而有增加我作战困难之虑。”所以,强调必须扩大作战范围,“欲制中国之死命,而以制上海及南京为最要”。(61)要求以武力为主要手段,集中兵力于长江下游地区,攻略中国的政治经济心脏地区,以求一战而胜。这和陆军战略的区别在于进攻方向不同,要求在长江一线集中兵力加以突袭,反对逐次增兵。

  日本陆海军之间“双重目标”与“单一目标”的战略分歧,差异较大但没有引发太长时间的争论。由于华北第29军败退,日军轻取平津,随即全面铺开战局,日军主力也就很快转移到南京、上海方向了。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日军统帅部确曾考虑以华北为重点,准备在10月底前后解决事变,为此在华北一线投入主力。8月31日华北方面军成立,规定其任务:“以挫败敌之战斗意志,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标,迅速击灭河北中部之敌。”9月4日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到达天津,确定“以平汉线地区为主决战方向”。(62)同期日军指导部还强调:“基于以华北为重点的考虑,也需要山东方面的作战”。(63)但中国举国奋战,华北、华东各地的抗战形势发展迅速,使得日本陆、海军发生战略分歧,数度改变其作战计划,这是显然的事实。最终是,上海方面战火愈烧愈猛,日军逐渐集中超过华北方面的陆、海优势兵力,作战重心移至于华东及长江一线。海军方面提出的“以制上海、南京为最要”的战略规划,终于付诸实施。

  主战场集中于长江方向,这是日军筹备多年的、极为熟悉的战场。比较个中演变的支配作用,可以说是驻华北的陆军启动了全面战争,而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控制了日军战略与作战的大方向。在其后扬子江诸多重要战役、战斗之中,海军力量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总体来说,对于扬子江战略意义的重视,则是日本陆、海军战略家共同的战略利益追求的结果。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在速决战方针指导下,企图尽快抓住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一举摧毁中国抗战意志与力量,先后进行了“河北决战”、上海之战与攻占南京及“徐州准决战”。日军将中国沿海地域及其海港城市划入攻击目标,更直接以控制大陆腹地要冲作为胜战标志。但中国坚持抗战,日军速决战方针破灭。

  1938年6月18日的御前会议上,日军决定实施武汉之战。6月24日的五相会议强调:“应将国力集中指向于直接解决中国事变,以大致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鉴于一年来的作战体会,日军对全局并不乐观,唯希望于武汉一搏。素称强硬派的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强调,武汉之战对于全局获胜是“唯一的同时不妨说是最后的机会了”。(64)此论又是海军方面一直强调的、“唯有制霸长江,才是攻略汉口之捷径”(65)的翻版。可见,由进攻上海而进入长江,由用兵长江而夺取武汉,由夺取武汉而控制中国腹地,争取最后的战争胜利,是日本侵华战略的基本路径。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担任武汉作战指挥,他沿其早年的长江干流考察路径,率司令部从南京上溯,一度在九江设置司令部,入住九江南郊余汉谋旧居。1938年6月23日,由冈村宁次担任司令官的新编组的第11军的司令部亦驻九江。由东久迩宫担任司令官的第2军司令部先是从徐州移住南京,随即转入庐州(合肥),以对武汉作夹击之势。10月25日,沿长江北岸进军的日军第11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及波田支队分别侵入汉口及武昌,畑俊六随乘军舰由九江进入汉口。他在回忆录中描述,进入武汉的“这前后三天溯江航海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66)实战中,日军先后共计投入14个师团,占当时日本全国总兵力34个师团的1/3强。日军承认:“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67)国内仅剩下一个近卫师团,且准备随时投入作战。日军主力第11军沿长江西进。海军舰队在江中前行,海军航空部队以及海军驻台湾部队均加入作战。日军按其战略指导,为击破中国“心脏”,“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68)攻占武汉后,日本军政当局在东京各地组织提灯游行,然而,“欢呼万岁之声,使得战争指导当局更感到哀愁,这战争将趋向何方,实在令人担忧”。(69)因为中国军队一面顽强作战,逐次消耗日军的攻势,最后弃守武汉,不为“大敌”所“擒”,避免了不利态势下的决战。“尚未歼灭中国军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的“极为困难”(70)的现实,迫日军不得不转入最为忧惧的持久消耗战局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主要力量转移到太平洋海面。但在中国大陆战场深处,海军技术力量与所属部队仍不时出现,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日军战时最先进的战机,即海军的零式战机,其首战即用于对长江上游的、也是近代日本军舰多次侵入过的、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及西南腹地,实施无差别战略大轰炸。

  日军上溯长江、西击武汉、直捣中国腹心的作战,作为日军侵华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且具有决战意义的战役,其战略思想明确显示出日本海军战略的主导性作用。其认识源流与形成包含了日本政、经各界的认识与见解,尤其是集合了包括畑俊六等人在内的陆、海军方数十年的各种规划策案和行动经验,是日本陆、海军战略家共同的战略利益追求的结果。

  五、日军扬子江扩张若干史实与热点问题再探讨

  第一,关于日本海陆军事力量进入扬子江的法权讨论。按战后日本官方战史解读,19世纪后期日本军舰进入扬子江,依据的是“开港场所以外”的随时入港权,“在条约中加以明文化了”。所以,日本军舰和列国一样,“据此特权,缔约国的军舰在中国不开港地区可以随时入港,不会被称为不法”。(71)但日军战史的分析,忽略了明治政权与清廷的外交关系及其条约规定的演变历史。如前文所述,按两国《修好条规》,清政府坚持对日条约与西约“断不能尽同”的方针。(72)由1858年《天津条约》等确认的在“开港场所以外”的随时入港权等特权,对尚处于幕藩体制下的后进国日本来说,是不适用的。日本并不具备获取“最惠国待遇”的实力,更没有“合乎条约”地进入扬子江的特权。1880年代之后,东亚的政治及战争冲突加剧,日本逐步迫使清政府缔结新的不平等条约,但也不能说日本完全具备了进入扬子江的“合法性”。直到1895年,日本将《马关条约》强加于清廷,以法律条文方式规定了日本在扬子江一线全面的殖民特权,然而其中的暴力及其不平等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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